关于日本，李兆忠曾经写过一本厚近四百页的《暧昧的日本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版）。现在，他的第二本专著又出版了，这就是《东瀛过客》（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二本没有第一本那么厚，却也近二百五十页。
“东瀛过客”这个书名表明了李兆忠面对日本时的自我定位，意味着进入与疏离两种关系。拒绝进入则不成其为“过客”，全部溶入亦不再是“过客”。进入而又在进入之后保持距离，故成其为“过客”。“过客”也是一种心态，意味着几分旁观者的清醒与超然。人一旦成为过客，世界就变为风景并展示出新的意义。
在新时期出自中国人之手的大量日本论中，李兆忠的日本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可谓独树一帜。这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特征，应当说是取决于李兆忠作为一位比较特殊的“过客”认知日本的方式。
李兆忠是一位研究者，大量阅读了有关日本的研究著作。他是带着丰富的理性知识成为“东瀛过客”的。到东京之后深入到日本的平民百姓之中，他又用那种男性少有的精细与敏锐感觉了活着的日本。面对日本，比起对既成观念的认同，李兆忠更忠实于自己的感觉。这可以举他对浮世绘大师葛饰北斋的名画《神奈川冲浪里》的解释为例。他认为这幅画体现了日本人对“不平衡之美”的迷恋。这解释与素来的正统解释相去甚远，我本不以为然，但将那幅画再看几遍之后，觉得他的理解也颇有道理。“不平衡之美”至少可以作为这幅画的一种解释。画面上强烈的动感确实来自于波涛的不平衡。掌握了丰富的理性知识而又忠实于自己的感觉，研究日本而又体验日本，因此，在第一本书中李兆忠才能够从日语、民间传说、樱花、温泉、料理、相扑等文化问题、战犯、广岛被炸、谢罪等历史问题一直谈到日本人的名片与狗。前一本书中最有创见的部分是第五章“语言——文化的壁垒”。该章能够从日语这种最具特异性的语言入手解析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显然是取决于李兆忠这位学者型“过客”所具有的日语、汉语和英语三种语言能力的综合。
李兆忠的日本论重复了一些固有的观点，个别重复甚至有导致问题简单化之虞。例如“暧昧的日本人”这一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日本人其实一点都不“暧昧”。他们的“暧昧”有时是委婉、含蓄，是尊重对方，有时则是“阴湿”。不过，文化模式与国民行为方式具有稳定性，有的重复也许不应看作“重复”。古人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今人也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各自表达了自己所见的事实而已。即使是对一些成为定论的有关日本人国民性的认识，李兆忠也能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将其激活，用富于文学性的笔法使其获得更生动的形式。比如，关于日本人那种近于小题大作的认真，老舍曾经用“捉一只老鼠也要用捉牛的力气”来形容。而李兆忠在《一瓶名贵的法国白兰地》中写了一个戏剧化的拔瓶塞的过程。对日本人不太了解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描写中包含着文学性的夸张，其实不然。不少日本人就是那个样子。
李兆忠并非那种把日本研究作为文化献媚手段的“假洋鬼子”。相反，总体上他对日本持批判态度，目光中带着些冷嘲。其批判不止于历史认识问题，而且深入到国民性。比如他从一次住饭店的经历看出日本人的“小”（《再见，小日本》），从日本青年大野的英语病与欺软怕硬看出日本人的“贱”（《东京男子汉》），从成田机场日本老人的孤独背影看出某种“日中友好”的浅薄（《成田机场的孤独身影》）。不过，类似的批判由于具有“过客之眼”的超然，因此少了些剑拔弩张，多了些调侃。
本来，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留日反日”（旅日反日）是一种必然。这不仅是因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记忆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大部分中国人作为第三世界的国民在日本的生存状态也并不那么理想。日本有所谓“三K工作”（指危险、脏、辛苦的工作，这三个词的日语读音用英文拼写第一个字母都是K，故称），“三K工作”正是不少中国人从事的。同时，他们还要承受某些日本人的“三K态度”——厌恶、蔑视、戒备（这三个词的日语读音用英文拼写第一个字母恰巧也都是K）。三K＋三K＝六K。“六K体验”自然会强化那种集体无意识。
“过客”李兆忠在岛国的“旅途生活”也曾有过辛苦的一段。扫楼梯于百货店，端盘子于餐馆，当侍者于酒吧。关于这些，《东瀛过客》作了不少自嘲式的描写。日本对于这位中国“过客”未免有些残酷。他本人一定深切感受到了这种残酷，好在他置身“残酷”依然能保持“过客”的超然，而不是像电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有些主人公那样悲悲切切。所以，在《太岁头上动土》一文中他才能把自己的挫折写成喜剧，写得让人意识不到那是挫折。
尤其可贵的是，李兆忠把自己的“过客”生涯变成了精神财富，在“残酷”中升华了自己。因此他才能写出《东瀛过客》中《来自第三世界的“老外”》这种文章。在该文开头部分他这样说：“刚到日本时，发现日本人只把欧美人当作‘外人’（外国人的意思），中国人不入此列，便忿忿不平：这不是明摆着瞧不起我们中国人么？小日本真势利呀，想当年，一切还不是从我们这儿批发来的么？”“然而回过头来想想，便也心平气和了，我们中国人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我们又何曾把第三世界穷国家的人们真正当成‘老外’对待过？”结论是：“趋炎附势，是人类共有的劣根性，小至个人，大到国家，莫不如此”。然后讲述了两位越南学者来北京进行学术交流时的际遇，调侃了中国人的势利。调侃中包含着李兆忠作为中国人的自我反省，而反省的心理背景，显然是在日本的“过客”体验。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于是为两位越南“过客”鸣不平。李兆忠的日本论有深度、有广度且有可读性，但其中的良知更可贵。
人生是“旅途”，人不过是“过客”。从北京到东京的人是“过客”，从河内到北京的人是“过客”，从乡村到北京或上海的人同样是“过客”。以“过客之目”看人，世界才能充满阳光，人间才能多些温情。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种简单的认知方法中包含着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如果北京人、上海人或者名流学者们缺乏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小看进城打工的民工、小看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那只能证明日本人小看中国人的合理性。
用“过客之目”看日本又用“过客之目”看中国、看自我，这“过客”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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